刚才虹影讲到女性的下毒也很有意思。我的朋友项庄写过一本书，说金庸小说中女主角有一些是花旦，有一些是青衣。京派第一青衣程灵素不漂亮，但很能下毒。她是第一流人物，我是很喜欢的。她对情郎有着刻骨铭心的爱，品格高尚，下毒也是刻骨之爱的一种表现形式。
武侠小说“江湖”的审美距离
武侠小说确实有一套表现形式。哥伦比亚大学的徐钢先生讲到江湖问题，又讲到presentationvssignificance的问题，我想在各位研究比较文学的范围中，这大概就是form（形式）与content（内容）的关系，也就是expression（表现）与idea（意念）的关系。在希腊悲剧中，表演者常戴面具，与中国京剧的脸谱差不多，脸上的表情看不清了，而幕后或舞台旁又有大合唱，唱的时候台上的对话暂时停止了（中国的川剧有类似手法），这就使观众和表演者拉开了距离。这一距离令观众意识到舞台上表现的是一个故事，它与现实并不相符。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与面具、大合唱的审美作用相似，它使读者意识到书中展开的是一个故事，与现实生活不同。陈家洛并不是真的陈家洛，他们在江湖中行走，玩的是江湖中的一套，江湖就使读者获得一种距离，这是不是属于浪漫主义，常有争论。但武侠小说如果用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恐怕是很困难的。
宋伟杰博士专门研究我的小说，他的博士论文我也读了，刚才又听到陈颖小姐简要地介绍了他的论文中的一节。宋伟杰的论文写得很好，有些批评我也同意。他说我不知不觉地把汉文化看得高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我的确是如此，过去是这样看，现在还这样看。我现在研究中国历史，最有兴趣的是魏晋南北朝史，其中我又特别喜欢的是北魏孝文帝，他把首都从北方平城迁到中原的洛阳，自己不仅穿汉服，还说汉语、作汉文、写汉诗，甚至要杀拒绝汉文化的人，他是少数民族的帝王，但承认汉文化高于自己鲜卑族的文化，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自然应当平等相待，和睦共处，但也应当承认文化有高低，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时，放弃一点自己的文化，并不吃亏，反而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影响汉文化。
人物“原型”之辨析
叶洪生先生讨论到我小说人物的“原型”问题，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某某武侠小说出版在我的作品之前，所以我小说中的某某人物是从那部小说中取材的。从古人书中取材，文学创作向来如此，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故事均非独创，如果真是这样，倒也不必否认。叶先生说卧龙生的小说《飞燕惊龙》出版在前，所以《笑傲江湖》中的伪君子岳不群是抄自卧龙生所创造的假好人。卧龙生（本名牛鹤亭）是我相当要好的朋友，六七十年代时我去台湾，台湾的武侠小说家来香港，我们经常相聚饮宴、打牌聊天，我是主要的请客者，所以他们一致称我为“帮主”。这个帮，大概就是胡闹帮，帮中成员主要是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倪匡、项庄，此外尚有张彻、王羽等。我做了帮主，总不好意思去偷帮中堂主、香主们的传家宝了。岳不群是个伪君子，他的原型相信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就是伪君子，孟子形容这种人“媚于世”“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中国社会中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有伪君子，不必到书中去找“原型”。至于东邪黄药师的原型，那种玩世不恭的高人隐士，中国也是任何朝代都有，伯夷、叔齐、介子推、庄周、柳下惠，《论语》中的楚狂人接舆、长沮、桀溺，以及魏晋时的阮籍、嵇康，有一个极长的传统。有些角色的原型也不限于某一个人。如老顽童周伯通这个形象，其原型在历史上就有几个，汉时的东方朔、《三国演义》中的于吉，后来寒山拾得、济公活佛等，他们嬉笑怒骂，游戏人间，到老还保存着天真。现实社会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人，香港就有人自称“老顽童”。
我喜欢小说创作，但只是普通的作家，很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批评也好，指教也好，都能使我得益，对以后的创作会有帮助。今天孙立川先生在发言中说我和鲁迅先生有几点相同处，例如，都是浙江人，这一点是赖不掉的，又说我们都关心时事，关心国家兴亡，又都曾在外国人统治的地区中生活与写作，但他没有指出不同处，最大的不同处即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作家而已。
最后，我要再次表示谢意，为了参加这次会，有些学者从亚洲、欧洲来，走了很远的路，有的还跌倒负了伤，我心里很过意不去。这就像江湖中为了在武林大会上帮我打几招，自己反而在路上先负了伤，真令我感动。在这次会上我见到了一些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才识很高的朋友，真叫我高兴。我最喜欢交朋友，尤其是年轻的小朋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隆情厚意和辛劳。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九八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