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设置(推荐配合 快捷键[F11] 进入全屏沉浸式阅读)

设置X

苏 辙(2 / 2)

余昔少年读书,窃尝怪颜子以箪食瓢饮,居于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⑤。私以为虽不欲仕,然抱关击柝⑥尚可自养,而不害于学,何至困辱贫窭自苦如此。及来筠州,勤劳盐米之间,无一日之休,虽欲弃尘垢,解羁絷,自放于道德之场,而事每劫⑦而留之。然后知颜子之所以甘心贫贱,不肯求斗升之禄以自给者,良以其害于学故也。嗟夫!士方其未闻大道,沉酣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为乐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从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死生之为变,而况其下者乎?故其乐也,足以易穷饿而不怨,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盖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区区⑧欲磨洗浊污,睎⑨圣贤之万一,自视缺然而欲庶几颜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

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为鲁司寇,下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无所不可。彼盖达者之事,而非学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谴来此,虽知桎梏之害,而势不得去。独幸岁月之久,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休田里,治先人之敝庐,为环堵⑩之室而居之。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元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山苏辙记。

【注】

①罪:作者受苏轼的“乌台诗案”牵连。②克支:支撑起。③本:株。④寻尺:喻细小之物。自效:愿为别人贡献自己的力量。⑤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⑥抱关击柝:守门打更小吏。⑦劫:约束,阻碍。⑧区区:诚意,专一。⑨睎:仰慕,向往。⑩环堵:四面为墙,内室皆空。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春,在苏东坡贬谪湖北黄州任团练副使的同时,其弟苏辙因牵连罪被贬往江西筠州(今高安县)任监盐酒税。正遇洪水泛滥,借部使者府开辟“东轩”,作为休息的地方。苏辙此时政治失意与生活烦乱交织,只好借笔以抒发之。

第一段,记叙开辟“东轩”,“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的公务繁忙的全天生活,简明地交代了作者去筠州的原因和“哑然自笑”的无奈心情。一开始,浓墨重涂洪灾为害:“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滣,水患尤甚。”继而突出描写“敝不可处”,“假部使者府以居”,开辟“东轩”:告郡——借居——郡怜——支斜——补缺——辟轩。这一过程,殊属艰辛。再以点代面,形象描绘作者“坐市区”一天的“筋力疲废”生活。昼坐、鬻沽、争寻尺、暮疲、昏睡、旦复出、无能安于东轩、哑然自笑,无奈心态,跃然纸上。从“筠水泛溢”到“敝不可处”,这是天老爷造成的;从“筋力疲废”到“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这是北宋社会制度造成的。两者巧妙结合,天灾人祸,现象本质,意在言外。

第二段,从东轩的简陋日子联想到颜回苦学生活,借颜回“箪食瓢饮”之乐,追求一种“安贫乐道”精神,抒发其政治失意而又急于排遣的旷达心情。起笔引用颜回箪食瓢饮的美谈,是最切合作者此时此地的心态的。由于政治失意,他暗暗安排出路:“虽不欲仕,然抱关击柝尚可自养,而不害于学,何至困辱贫窭自苦如此。”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作者到任后的生活无情地敲碎了他的美梦:做一个勤劳于管理盐米的小官,就是“无一日之休”;“虽欲弃尘垢,解羁絷,自放于道德之场”,可是每做一事,不免遭“劫”又滞留任上。通过亲身经历,作者体会到:颜回“之所以甘心贫贱”,而不肯通过官路以求生,原因是做官有“害于学”。再从士大夫一面“沉酣势利”“玉帛子女”“自以为乐”,另一面循理求道,春花秋实,从容自得,才是真正的乐的反正论证,推断出作者奔走以求的乃是圣贤之乐、“颜氏之福”的人生哲理,借以排遣贬谪后的愁苦。“嗟夫”一词用得适当,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由“我”转到“士”,由个别过渡到一般,顺理成章,持之有故。

第三段,由颜回的安贫乐道,联想到将来“归休田里”,抒发了他“追求颜氏之乐”的超然情怀。开头,追慕颜回老师孔子“高为鲁司寇,下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无所不可”的“周行天下”、上下求索的史实,同时指出,孔子之举动属“达者之事”,而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达到的。接着,袒露出自己追求解放,“归休田里,治先人之敝庐,为环堵之室而居之”陶潜桃花源式的生活美愿。最后,回到题旨,颂赞颜回“箪食瓢饮”之风,“怀思东轩”,走一条“优游以忘其老”的人生归途。

第四段,交代作记时间,增强了“记”的真实感。通过一天坐市忙碌生活的描叙,借题发挥,成功地刻画了一位地位虽卑下而心境尚崇高的贬官形象。

本文从洪水的自然为害之景,写东轩的居处破败之状,从供职的自效、忙碌之姿,写到日夜精疲、哑笑之态,自然、顺理、融情、扣题。再从简陋的东轩生活,联想到颜回的“箪食瓢饮”,从而追求“颜氏之福”“颜氏之乐”,即“安贫乐道”精神,追求“归休田里”,走陶渊明桃花源式的超然旷达的人生道路。这是作者此时此地官场失意、心烦意乱而又欲求摆脱的必然心理,也是作者写“东轩记”所深蕴的人生哲理内涵。

后人评论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入宋调,而其文风自佳。”

黄州快哉亭记

江出西陵①,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汉沔②,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③,涛澜汹涌,风云开阖④。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⑤,周瑜、陆逊之所驰骛⑥,其风流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⑦于兰台之宫,有风飒⑧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雄雌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中⑨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

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⑩之馀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11},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

【注】

①西陵:西陵峡,长江三峡之一。②沔(miǎn免):汉水的北源。汉沔即汉水。③一舍:古时行军以三十里为一舍。④开阖:开合。⑤睥睨:侧目窥视,此处指希图占有。⑥陆逊:东吴大将,曾大破刘备于夷陵。驰骛(wù雾):追逐,驰骋。⑦宋玉、景差:战国时楚国辞赋家,后于屈原。⑧飒(sà萨):形容风声。⑨中:指内心。⑩会计:谓掌管征收赋税钱谷的工作。{11}蓬户瓮牖(yǒu有):极言房屋之卑陋。牖,窗户。

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张梦得、苏轼都被贬至黄州。张梦得在寓所西南筑亭,苏轼命名为“快哉亭”,苏辙作《黄州快哉亭记》。当时苏辙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至筠州(今江西高安县)任监巡盐酒税,政治上也是很不得意。但他不以贬谪为怀,惟适自安。本文因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历来被人推崇备至,公认是一篇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并融为一体的好文章。

作者在本文中畅言“快哉”二字,不仅因为快哉亭所处地理位置的景象使人心旷神怡,而且因为宦途失意之人如果“不以物伤性”,则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足以“称快世俗”。他从自己、其兄和建亭之人三人的遭遇说开去,由此及彼,由小见大,提出“心中坦然,不以物伤性”的旷达人生态度。文章清新开阔,气势奔逸,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借用典故并加以发挥,把快意之情写得淋漓尽致。

文章结构简单,十分通畅。文章在开头交代快哉亭的地理位置、命名由来、并为后文安排伏笔之后,在第二段着力描写快哉亭附近的足以令人快意的景物。在写景时,或就目之所见,或就思之所及,融时空于一体,变化多端,开阖自如。在第三段就“快哉”二字的来历发表议论,说明人生之快,既不在身边景物的优劣,也不在遇与不遇的不同。这样既赞扬了张梦得,又抒发了自己不以贬谪为怀、随遇而安的思想感情,使一篇写景文章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这篇文章由写景叙事入手,而后转入议论。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不露痕迹。写景,能曲肖其景,但又不实不死,做到情景俱出,境界深远,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叙事,能于简要之中插入闲情,磊落跌宕,分外远致。作者借物抒怀,本意并不在提倡士人远离尘世、自寻其乐,而在以旷达之情来慰藉不得意的士人,希望他们能胸中坦然,生于世而无往不自得。此外也应注意到,作者的快意之情中含有不平之气。

这篇文章最杰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议论。文章就同样的“风”,因帝王、庶人生活、思想之不同而感觉殊异的事实,得出“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立论正确,论证有力,结论无可辩驳,令人信服。

后人评论

过珙《古文评注》卷十:“前半极力叙写‘快’字,后半即谪居寻出‘快’字意来,首尾机神一片。文致汪洋,笔力雄劲,自足与长公相雁行。”

为兄轼下狱上书

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①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臣早失怙恃②,惟兄轼一人相须③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④,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⑤,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轼狂狷⑥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⑦。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寮⑧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⑨,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臣诚哀轼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⑩,虽改过自新,而已陷于刑辟{11},不可救止。轼之将就逮也,使谓臣曰:“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12}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13}于当年,终欲效尺寸{14}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衷于陛下而已。”

臣窃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昔汉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缇萦,请没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因之,遂罢肉刑。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臣欲乞纳在身之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兄轼所犯,若显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

臣不胜孤危迫切,无所告诉,归诚陛下,惟宽其狂妄,特许所乞。臣无任祈天请命{15},激切陨越之至{16}。

【注】

①草芥:比喻卑微没有价值。芥,小草。②怙恃(hùshì户氏):意指父母。③须:依靠。④过恶:过失与恶行。⑤前后上章论事:乌台诗案前,苏轼所上奏章。⑥狂狷(juàn倦):狂妄自大,偏激放纵。⑦抑畏:谦虚谨慎,克制敬畏。⑧臣寮:同“臣僚”,同为朝臣之意。⑨感荷恩贷:感谢皇上的恩惠宽宥。荷,承受。贷,宽大,宽宥。⑩迹涉不逊:看上去像(对朝廷)有不敬之嫌。迹涉,近似于。{11}刑辟:刑法,刑律。辟,法律,法度。{12}分(fèn奋):应该的。{13}龃龉(jǔyǔ举语):本意是上下齿参差不齐,此处指仕途坎坷。{14}效尺寸:奉献微薄的才能。{15}请命:请求保全其生命或从轻发落。{16}陨越之至:封建社会上书皇帝的套语,意谓冒犯皇上,罪该万死。

本文写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这年八月,苏轼在湖州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内有这样几句话:“皇上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段话被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指为讽刺变法,侮谩朝廷,苏轼因此被捕入狱,承受着“欺君犯上”“藐视朝廷”等严重的罪名,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当时神宗盛怒,几乎要处死苏轼以泄愤。在兄长性命攸关之际,苏辙迅速写下了这篇惨痛真挚的文章,“乞纳在身之官”以“赎兄轼”,希望皇上赦免苏轼的死罪。文章以情动人,诉之以理,动之以情,委婉哀恳,极具感染力。神宗皇帝读后大受感动,加上曹太后及朝中一批正直耿介的官员的帮助,他便从轻发落苏轼,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从而使其得免一死。

文章开头首先表明自己有呼天抢地的危迫之恳,“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一方面说明此文是自己在急迫之下的至情流露,即使有过激之处也应该是可以原谅的,一方面搬出父母亲情来作盾牌,企图打动宋神宗。接下来,才开始替苏轼申辩冤屈,先自认罪状说,苏轼“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所以在上章论事以及作文赋诗时言语可能偶有冒犯。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以减轻神宗的抵触情绪。

接着,尽管苏轼已经在狱中,还是要感激皇帝的屡次宽大处理,“置而不问”。同时,进一步申辩此次问罪的都是苏轼的旧作,此时已经“感荷恩贷”“不敢复有所为”,也就是希望皇帝不要再追究旧错。最后,“终欲效尺寸于晚节”,借苏轼下狱前的恳词替他表白“深自悔咎”、想要“改过自新”的愿望,以及将来一心报效明主的决心。一边赞颂神宗为“不世出之主”,一边表明“欲效尺寸于晚节”,苏辙的意思是希望神宗看在苏轼已经悔悟的份上,哀而怜之,对此事宽大处理。

本文悲惨凄切,却又吞吐不尽,其实是苏辙有意而为之。须知苏轼此次获罪,除了其与当朝力主改革的大臣道不相合,所以遭受攻击外,最直接的原因即是他在京城时连续上《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神宗皇帝书》,集中对新法进行了大肆批评,在当时造成了很大影响。所以,苏轼就成为了新旧党争的牺牲品。而这种冤屈与神宗正在重用的革新派有关,所以苏辙无法言明,更无法针对那一方进行责怪。

为了恳求神宗师法明君仁圣之举免去苏轼的死罪,作者引用了汉文帝的例子。以前汉朝淳于意犯了罪,他的女儿缇萦请求朝廷将自己收为官婢,以此来赎她父亲的罪。汉文帝因此免了淳于意的肉刑。如今自己的真诚,虽然怎么也比不上当时的缇萦,但是当今陛下聪明仁圣却远远超过汉文帝。可以说用典非常贴切,又紧紧扣住了神宗的心理。其中有一句,“兄轼所犯,若显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其实是暗指苏轼所犯的其实是莫须有的罪名,期待皇帝能明察真相。

在构文上,因为是为兄长辩白,所以通篇围绕一个“情”字。无论是兄弟手足亲情、对君王的款款忠诚、冒死进言的不胜惶恐之情,还是满腹难言之隐的委曲之情,此时都一齐喷涌而出,浩浩荡荡,言辞激切诚恳,口吻却哀婉动人,催人泪下,实为难得。

后人评论

《宋史?苏辙传》:“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六国论

愚读六国世家①,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②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③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雎④用于秦而收韩,商鞅⑤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⑥,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见矣。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⑦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注】

①世家:《史记》中的一体,主要记各国诸侯事迹。②山西:肴山以西地区。与“山东”的六国相对。③韩、魏:主要在今山西南部、河南中部。④范雎(jū居):秦国丞相,主张远交近攻,先取韩国。⑤商鞅:卫人,公孙氏,号商君,曾建议秦孝公伐魏。⑥刚寿:齐邑,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南。⑦疆埸(yì亦):国界,边界。

本文是苏辙在嘉祐五年(1060)参加制科考试时的答卷。其《进论》有25篇文章,这是其中一篇。其父苏洵、其兄苏轼及清代李桢也作过《六国论》,阐述个人观点。

苏洵的《六国论》认为六国败亡的原因是由于“赂秦”,六国各自拿自己的土地去贿赂秦国,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来求得一夕之安,这种立论是有道理的,与当时宋朝皇帝对契丹、西夏一味输币纳贡而不思用武力抵抗,奉行屈辱的投降政策密切相关,可以说针砭时弊,很有针对性。与其父苏洵不同,苏辙的这篇《六国论》则是从地理军事形势着眼来论述六国灭亡的原因。借评论当年六国灭亡的原因,旨在让宋朝皇帝观后借古鉴今,汲取历史的教训,在对外政策、军事设防上有所调整。

文章的开头从自己阅读《史记》中的“六国世家”说起,陈述自己的读书心得。“窃怪”二字用得婉转、谦逊,表示只是个人意见,对地广人众的六国诸侯被西方地仅千里的秦国灭亡而感到奇怪。“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两句为下文分析六国的地理形势、作战策略作了预告,可谓细针密线。接着,作者才道出自己的看法,也就是本文的中心论点——“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六国落到这般地步,要归咎于当时六国谋士的思虑疏略、见识浅薄,不明了天下的形势。

于是在第二段中,作者就把“自安之计”娓娓道来。作者指出秦与六国诸侯争天下,主要争夺的对象是韩、魏。因为韩、魏二国地理位置之重要,在战国时就已有人认识到,“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崤山)东之诸侯……”所以,完全可以利用韩、魏特殊的地理位置来牵制秦国,屏蔽燕、赵、齐、楚。

为了使自己的论证更加有力,作者还举了秦国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客卿范雎和商鞅的事例作为佐证,用以证明韩、魏战略地位的重要。接着,苏辙就顺势分析秦国若不收韩、魏而直接攻打燕、赵,将会遇到的危险,将会出现腹背受敌的局面,“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而一旦韩、魏依附秦国,秦国攻打燕、赵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但是,其他四国丢下势力弱小的韩、魏不顾,使得韩、魏落到了秦国的手里,东方四国诸侯也就失去了屏障,最终走向灭亡。行文至此,作者感叹地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呼应了首段末尾的“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土,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第三段中,苏辙主要论证如何来把握住形势以求自安之计。他明确提出了齐、楚、燕、赵应当厚韩、亲魏,联合抗秦,以图共同生存的战略主张,这也就是合纵抗秦的主张,同司马光的观点是一致的。并加以假设说,如果让前方的韩、魏来对付秦国,齐、楚、燕、越四国在后方休养生息,暗中来帮助韩、魏,那么六国就不至于灭亡了。这也是在提醒宋朝皇帝,应从六国旧事中得到启发,处理好前后方的关系,要以后方支援前方,使在边防前线作战的将士无后顾之忧,奋力抵御外敌,去除边患,以稳固江山。

综合来看,文章着重指出韩、魏所处地位的重要性,位于战略要冲,对秦国来说犹如“腹心之疾”,秦国历史上一向以控制韩、魏来达到向东扩张的目的。所以,齐、楚、燕、赵四国理应全力支援处于前方的韩、魏,共同对付秦国。可是,实际上韩、魏无力拒秦,只能附秦,以致“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六国诸侯为贪图小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终于被秦所灭。对六国灭亡原因的分析,与苏洵所述各有侧重,可互为补充。

后人评论

李东阳:“杨龟山尝论秦未尝吞六国,乃六国自相吞耳。此为至论。颍滨亦云:‘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可见六国之愚,读之可发一笑。”(《三苏文范》卷十七)三国论

天下皆怯而独勇,则勇者胜;皆暗而独智,则智者胜。勇而遇勇,则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则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

盖尝闻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后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见也。悲夫!世之英雄,其处于世亦有幸不幸邪?汉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独过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孙、刘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①。以智攻智,以勇击勇,此譬如两虎相捽②,齿牙气力无以相胜,其势足以相扰,而不足以相毙。当此之时,惜乎无有以汉高帝之事制之者也。

昔者项籍乘百战百胜之威,而执诸侯之柄③,咄嗟叱吒④,奋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势飘忽震荡如风雨之至,天下之人,以为遂无汉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横塞其冲⑤,徘徊而不进,其顽钝椎鲁⑥,足以为笑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项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则必有所耗竭;而其智虑,久而无成,则亦必有所倦怠而不举。彼欲就其所长以制我于一时,而我闭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⑦求去而不能去,而项籍固已败矣。

今夫曹公、孙权、刘备,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⑧也。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据势胜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广收信、越出奇之将,以自辅其所不逮;有果锐刚猛之气而不用,以深折项籍猖狂之势。此三事者,三国之君,其才皆无有能行之者。独一刘备近之而未至。其中犹有翘然⑨自喜之心,欲为椎鲁而不能钝,欲为果锐而不能达,二者交战于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不忍忿忿⑩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将以攻人{11},则是其气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于二袁{12}之间,困于吕布而狼狈于荆州{13},百败而其志不折,不可谓无高祖之风矣,而终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

【注】

①曹公:指曹操,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孙:指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刘:指刘备,三国时蜀汉的建立者。②捽(zuó昨):搏斗,冲突。③执诸侯之柄:指项籍当时掌握有号令诸侯的权力。④咄嗟(duōjiē多揭)叱咤(chìzhà斥榨):怒斥,呼喝。形容威足气盛,不可一世。⑤冲:要冲,交通要道。⑥椎鲁:愚钝,与“顽钝”同义。⑦逡巡:欲进不进、迟疑不决的样子。⑧以不才取人:意谓自己虽无才,但反而能取胜人,其实是大智大勇。⑨翘然:形容因出众而自傲的样子。⑩忿忿:心中不平。{11}自将以攻人:指关羽死后,刘备非常悲愤,亲自领兵攻吴却大败。{12}二袁:指袁氏兄弟。袁绍,字本初,东汉末年冀州牧。其从弟(堂弟)袁术,字公路,据南阳郡(今河南南阳),称帝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被曹操击败,后病死。{13}狼狈于荆州:指刘备初起时经常寄人篱下,曾投靠荆州牧刘表。

本文与《六国论》一起,都是苏辙在嘉祐五年(1060)参加制科考试时写的。两文都是评论历史,借古喻今,供宋朝皇帝以古为鉴汲取教训,在治国安民时作为参考。

本文虽是评述三国史实这么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并没有拾人牙慧,议论曹操、孙权、刘备三方如何相持角逐,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而是别具一格,把重点落在分析刘备何以最终未能统一天下的原因上。作者把刘备作为文章议论的中心人物,而且将刘备与汉高祖刘邦相比,以显示刘备的弱点,从而揭示他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中未能胜出、未能统一天下的本质原因。

文章开头便提出来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吊足了读者的胃口。首段论说气势十足,琅琅上口,尤其是对三国鼎立,曹、孙、刘角逐天下的历史,竟然用“两虎相摔”来比喻,生动而又贴切。最后结论说“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连智慧和勇气都不足以平定天下,那么什么能够平定天下呢?

立论以后,开始一一举例论证。举出汉高祖、唐太宗的例子,说明“是以智勇独过天下而得之者也”,举出曹操、孙权和刘备的例子,是说明“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

苏辙认为“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可是他“不知所以用之之术”,也就是说,不懂得怎样运用自己的才能寻求正确的战略战术,以致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刘邦进了咸阳以后,守住三秦的有利形势,以此为据点,经营帝业,而刘备却“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即刘备未能像刘邦那样“先据势胜之地”,这影响了他下一步的发展;二是虽然诸葛孔明是个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刘备手下虽有谋臣,但是没有像刘邦那样“广收信(韩信)、越(彭越)出奇之将”。在军事人才的招纳上,也落后于刘邦;三是关键时刻不能沉住气,在关羽与东吴作战失败被杀后,刘备意气用事不顾利害,毁弃孙刘联盟,攻打东吴,却大败。而刘邦“有果锐刚猛之气而不用,以深折项籍猖狂之势”,非常有自制力,所以才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作为一篇史论,本文在写作上也颇具特色。文章没有一上来就直接切入三国历史,却是一番议论,用对偶、排比的句式泛泛论述英雄的“智”“勇”问题,以此振起全篇,然后再以英雄处世的“幸”与“不幸”导入正题,这样的开头给人以卓尔不凡的感觉。在全篇的论述中,苏辙试图通过分析刘备在三国纷争中未能统一天下的原因,提醒当政者应如何认识自己,根据自身条件,把握住运用自己才能的时机和方法来取得胜利。

本文或举历史事实,或切入独特视角,出人意表;语言富于变化,夹叙夹议,叙事简洁明了,议论切中要害。这使得刘备不如汉高祖刘邦的结论令人信服。

后人评论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定公文钞》卷六:“论三国而独挈刘备,亦堪舆家取窝之说。”

上一页 目录 +书签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