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文章似乎到这里可以结尾了，但苏轼意犹未尽，又加了一段，对义帝、范增和宋义的关系进行更详细、深入地论述。这看起来似乎是多余重复的，其实是对前文“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的补充说明。
苏轼先论述项羽杀义帝乃不义之举，因为义帝是“贤主”，这从他“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和“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以为上将”两件事可以看出。通过论述义帝为“贤主”的原因，来引出义帝和宋义的关系。由此推出一个结论：项羽对范增的怀疑，原来是从这里开始的。文章至此，所有的疑惑都解开，豁然开朗了。但苏轼仍旧未尽兴，又摆出一条范增于“羽杀卿子冠军”时应离开项羽的理由，那就是他和项羽在当时都是同僚，并肩事义帝，而不是后来的君臣关系。
苏轼这篇六百多字的小文章，围绕着范增何时该离开项羽，确实写得是“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随意挥洒而又四处伏笔。在自问自答的假设中，否定了自己提出范增应于鸿门宴离开项羽的假设，但不急于提出“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离开的观点，只是在一抑一扬之中层层推进，让人看得是透透彻彻，十分“尽意”。
后人评论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前半多从实处发议，后半多从虚处着想。只就增去不能早处，层层驳入，段段回环，变幻无端，不可测识。”
决壅蔽①（策别课百官三）
所贵乎朝廷清明②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诉而无冤，不谒③而得其所欲，此尧舜之盛也。其次不能无诉，诉而必见察④；不能无谒，谒而必见省⑤。使远方之贱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识官府之难。而后天下治。
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两手而已。疾痛疴痒，动于百体之中，虽其甚微，不足以为患，而手随至。夫手之至，岂其一一而听之心哉？心之所以素爱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听于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⑥以自至。圣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众，四海之广，使其关节脉理相通，为一叩之而必闻，触之而必应。夫是以天下可使为一身。天子之贵，士民之贱，可使相爱。忧患可使同，缓急可使救。
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如诉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昔者汉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虚无据之法而绳天下，故小人以无法为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举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为瑕。所欲与者，虽有所垂戾，而可借法以为解。故小人以法为奸。
今天下所为多事者，岂事之诚多耶？吏欲有所鬻⑦而未得，则新故相仍，纷然而不决，此王化之所以壅遏⑧而不行也。昔桓、文⑨之霸，百官承职，不待教令而办，四方之宾至，不求有司。王猛⑩之治秦，事至纤悉，莫不尽举，而人不以为烦。盖史之所记：麻思还冀州，请于猛。猛曰：“速装，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山关，郡县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无留事者，至于纤悉{11}，莫不皆然。符坚{12}以戎狄之种，至为霸王，兵强国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为，固宜其然也。
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顾私，而府史之属招权鬻法，长吏心知而不问，以为当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权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厉精。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
今之所谓至繁，天下之事，关于其中，诉之者多，而谒者之众，莫如中书与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书听其治要。郡县钱币制于转运使，而三司受其会计{13}。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书不待奏课以定其黜陟{14}，而关与其事，则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赢虚至于毫毛以绳郡县，则是不任转运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
古之圣王，爱日以求治，辨色而视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则终日为之不给。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废一事，一月则可知也，一岁则事之积者不可胜数矣。欲事之无繁，则必劳于始而逸于终。晨兴而晏罢，天子未退，则宰相不敢归安于私第；宰相日昃{15}而不退，则百官莫不震惊，尽力于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则纤悉隐微莫不举矣。天子求治之勤，过于先王，而议者不称王季{16}之晏朝而称舜之无为，不论文王之日昃而论始皇之量书{17}。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厉精莫如自上率之，则壅蔽决矣。
【注】
①壅蔽：堵塞遮蔽。②清明：清正廉洁的意思。③谒：进见请求。④察：洞察，昭明。⑤省：明白，了解。⑥卒然：突然，很快速的样子。⑦鬻（yù预）：卖。⑧壅遏：堵塞阻止的意思。⑨桓、文：齐桓公、晋文公，皆为春秋霸主。⑩王猛：前秦宰相，治国有方。{11}纤悉：细微的意思。{12}苻坚：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君主。{13}会计：管理财务以及出纳等事务。{14}黜陟：进退人才。降低官职为黜，升迁官职曰陟。{15}日昃（zè仄）：日过正午，太阳开始偏西。{16}王季：周文王之父，名季历。{17}量书：形容国君政务繁忙，文书多到要用秤来计算。
嘉祐六年（1061），宋仁宗举行了一次“制科”考试，鼓励人们公开批评朝政，指陈时弊。苏轼进献《进策》25篇，《决壅蔽》是《策别》中的一篇。在本文中，苏轼阐述了清明治平的政治理想，提出了革除壅蔽、省事厉精的变革主张，表现出一个有理想、有信念、有激情、有思想的年轻之士忠君爱国的情怀。
文章的第一句话便开宗明义，指出社会最理想的政治状态应该是“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具体来说，就是“天下不诉而无冤，不谒而得其所欲”。普天之下，公平、公正，没有冤屈不平之事；不用央告，人们的合理愿望也都能够得到正常的满足。这其实是一个下情上达问题，百姓的疾苦和要求、下层官吏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能够及时反映给上层的决策者，使得君王能够耳聪目明，体察民情民意，作出符合民愿的决策。
为了更通俗、更形象、更易于理解，苏轼还作了形象的比喻，把一个国家的政治比喻成一个人的有机整体。一个人无论全身上下哪里有痛痒，即使极其轻微，只要能够感觉到，手马上就能够到达患处，不必经过反复思考就能进行有效的处置。这个比喻很形象，也很生动，不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论述清楚了君、官、民的关系，而且对各自的本性和职责给予了定位：“心之所以素爱其身者深”——设定朝廷君王都是爱民如子的；“而手之所以素听于心者熟”——设定官员对朝廷和君王的政策都是能够被顺畅、正确地贯彻执行的；“疾痛疴痒，动于百体之中，虽其甚微，不足以为患”——设定百姓们所遇到的问题和社会矛盾都是很容易就能解决的。
接下来，苏轼指陈时弊。苏轼以“今也不然”为开启，表明现实与理想社会的巨大差异。与古代的清明治平恰恰相反，百姓们遭到迫害不幸，只能求天告地，除此之外无处伸冤；甚至是反映的民情必须办的或者是举手之劳就能办的事也都不办，描绘出官场极端丑恶的社会现实。关于治理弊端的问题，苏轼标举了两个古代的榜样：一个是齐桓公、晋文公时代的“百官承职”，他们德才兼备，各司其位，恪尽职守；另一个是前秦宰相王猛，他治理国家，不仅事必躬亲，而且雷厉风行。总之，凡有变革，就要令行禁止。只有这样才能够政通人和，国富民强。
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苏轼具体论述厉精的内容和道理。首先，苏轼仍以三代圣朝为实例，他指出古代治世明君都是非常勤政的，早出晚归，不肯苟且。为此，他举出先朝圣帝为榜样，认为当今圣上应该像古代的圣帝一样，黎明即起，行于早朝；事毕方归，不留拖欠。勤于朝政，处理的事情繁多复杂，而后就能天下太平，享受清净无为的快乐了。最后加以总结说：“臣故曰励精莫如自上率之，则壅蔽决矣。”意思是，如果天子作出了表率，壅蔽堵塞的现象就会彻底消除。
这篇政论文，围绕“欲去其弊，莫如省事而厉精”的中心论点，采用多种论证的方法。有正论、有反论、驳论；有类比、纵论，交叉对照。全文结构严谨，条理清晰，纲举目张，有错综辉映之美；说理论证犹如抽茧剥笋，层层转折，步步深入，有绵密精致之美；语言修辞上运用比喻、互文见义等，手法纯熟贴切，句式铿锵果断，有节奏鲜明辞章华丽之美。
后人评论
杨慎《三苏文范》：“文势累累相贯，如走盘之珠。”
教战守（策别安万民五）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①？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③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④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⑤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
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⑥，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⑦，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⑧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⑨，痿蹶⑩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11}，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12}，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13}；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14}；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15}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所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16}，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17}，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18}，岂不亦甚明欤？
【注】
①果安在哉：到底在什么地方？果，究竟，到底。②为之计：为它考虑，作防备。③田：同“畋”，打猎。④钟鼓旌旗：古代军队用以发号施令的器具。⑤刈（yì义）：割，砍。⑥甲兵顿弊：武备残损失效。⑦讹言：指谣言四起。⑧豢（huàn换）：本为圈养牲畜之意，引申为沉溺。⑨钝眊（mào冒）：愚钝不明。钝，智力鲁钝。眊，眼睛失神。⑩痿蹶（wěijué委厥）：指肢体萎弱，精神不振。{11}狎（xiá峡）风雨：习惯风雨。{12}步趋动作：做缓步或急步等运动。{13}四体狃（niǔ扭）于寒暑之变：身体适应寒暑的变化。四体，四肢，指身体。狃，习惯，适应。{14}缩颈而股栗：缩脖腿抖，畏惧不已。{15}渐：指慢慢训练，使之习惯。{16}役民之司盗者：指从民间抽调维护治安的人。{17}古都试之法：定期集合官兵于都城，演习武事。都，郡府所在地。{18}利害之际：利与害的分别。际，本为界线，引申为分别。
在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积极实行变法的时候，苏轼曾经因政见不合，自请外调，相继在杭州等地任地方官。但这不能说明苏轼不关心朝政，早在宋仁宗嘉祐年间，苏轼就向宋仁宗进献了论文，根据当时战争必不可避免的形势，建议早作准备，以免发生不测之患。
因这篇文章是作者向宋仁宗所进的25篇策论之一，故有的选本亦题作《教战守策》。所谓对策，就是把策题书于简册之上，使应举者作文答问。苏轼这25篇策论规模宏大，思想深邃，见解透辟，论及范围极广，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作者说自己作这些文章的目的是：“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作者以锐敏的眼光，考察当代时政，针对当时官冗、兵弱、边弛、财乏以及赋役不均诸问题，指出“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危险性，从而论述教民战守的意义，提出了教民习武、能战能守、以备外患的主张。本文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见解精辟，表现了苏轼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远见，对维护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第一段开门见山，提出论点，明确指出知安忘危、逸而不劳是当今大患。其后，作者广征史事，借古见今，论述“兵之不可去也”，使读者悟得道理，产生共鸣。
在说理过程中，无论是举例论证还是比喻论证，作者都采用正反对比论证。这既丰富了说理的角度和层次，也加强了说理的力度，使主张更容易为人接受。如第四段借“天下之势，譬如一身”来说明“养之太过”的危害。以农夫小民顶风冒雪反而获得免疫力，与王侯贵人生活于安逸温饱之境而常患疾病作对比论证，说明“只有四肢习惯于冷热的变化，然后可以身体强健，即使跋山涉水都无妨”的道理。
紧接着，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联系当今，分析形势，重申观点。说明“教战守”的重要。作者先指出当今国家受到西夏和辽的威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接下来再谈使民耽于安乐无事，则必有不测之患，再次重申“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是“当今之大患”的论点，以示论题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最后两段陈述“教战守”的具体主张和建议。作者提出要使士大夫、民间招募的乡兵、民间抽调的防盗人员都必须尚武勇，有所学，并要有赏罚。结尾又补充了一条，即如能实践作者的主张，则将获得一大收益：发动百姓备战可以消除军队中骄气，有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本文是一篇对策，要求既要明于治道，能提出高明的政治见解，又要“工文”，即文章要写得好。本文可以说是一篇文采斐然、笔意充沛、志足文远、说理透辟的对策，时至今日仍为人们所传诵。究其原因，就是这篇论文阐明了一个历百代而不衰的真理，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居安思危，得荣思辱”。大到一个国家的安危，小到个人的得失，概莫能外。“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一心追求和迷恋舒适安逸，终有一天会大难监头。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另外，苏轼的这篇议论文，全文始终置疑着“教战守”这个中心，援引史实，纵论古今，层次分明，巧设比喻，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语言流畅，读来朗朗上口，遣词造句每有新意；善用对比，且各具情态；排比句式形象有力，文章上下衔接自然。论析时文笔纵横，处处照应，层层深入，论证流畅，语意精警。
后人评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议对》：“对策所选择，实则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
上梅直讲{1}书
轼每读《诗》至《鸱鸮》，读《书》至《君奭》②，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③，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④。”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以乐乎此矣！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升斗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⑤。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⑥，非亲旧为之请属⑦，而向之十馀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⑧，亦不可以徒贫贱⑨，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⑩，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
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11}，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注】
①梅直讲：指梅尧臣。直讲，学官名。②鸱鸮：猫头鹰。《鸱鸮》篇，旧说是周公向成王表白心迹。君奭（shì式）：《尚书》篇名，周公向召公表白、劝解之词。③匪：同“非”。兕：雌犀牛。④宰：管家。⑤执事：敬称，不直指对方，而指其左右办事人员。⑥先容：事先致意，介绍推荐。⑦请属：请求，嘱托。⑧苟富贵：苟且求得富贵。⑨徒贫贱：只是安于贫贱。⑩苟其侥一时之幸：如果能够得到一时的侥幸。{11}优哉游哉：形容从容自得的样子。
在嘉祐二年正月科考中，苏轼因《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深得主考官欧阳修和梅尧臣的一致激赏，获得了第二名。《上梅直讲书》就是考试结果公布之后，苏轼写给梅尧臣的一封信。信中作者打破一般感谢信的窠臼，全篇以“乐”字贯穿始终，写人生的相知之乐、守道之乐、知遇之乐、师徒之乐，不见一个“谢”字，然而对欧阳修、梅尧臣知遇之恩的感激、仰慕已久的深情、愿意终身追随的真挚浓烈的感情全都跃然纸上。
第一段，作者首先写了周公之“悲”以衬托孔子相知之“乐”。苏轼以《诗经》中周公和孔子为正反面，论断周公之悲和孔子之乐。何也？苏轼却振振有辞地分析说：周公尽管位高权重，声誉显赫，但却得不到别人的理解，所以他的内心孤独寂寞；孔子和他的门徒虽然饥寒交迫，但是他们彼此相知，所以乐趣无穷。尽管苏轼这种悲与乐的评判，非常有悖常理，但是却让读者心悦诚服，因为苏轼通过圣师圣徒之间问答的描绘，确实将他们心心相印、志同道合、情趣盎然、贫贱不移的高尚情操和有趣的个性都生动传神地展现出来了。于是顺理成章地，苏轼得出“乐”与“不乐”的标准在于有没有相知这样的结论。
第二段笔锋一转，由对古人的议论，转到对欧阳修、梅尧臣的品德、才学、主张的赞颂上。在这段文字中，作者叙述了自己对两位主考官倾慕已久的心情，它的内涵十分丰富。从作者少年时期的久仰期遇之情到青年时期为二人的才学、品行所打动，表达了自己尽管渴望追随二人的心愿由来已久，但是因为地位悬殊，平生似乎并不敢有此奢望。接着，文章陡然一转，写到了刚刚举行的这场科举考试，他说对这样的结局感到出乎预料，大喜过望。而这一切全部都依赖仰仗欧阳修、梅尧臣两位文坛耆宿的赏识、宣扬、褒奖，这怎能不使他感激不已，兴奋莫名呢？这不仅仅是自己科举高中之乐，更是得遇知己的相知之乐。
最后，苏轼感慨地说，即使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受到世人的羡慕，也比不上给大贤您做学生，强调了希望入门为徒的迫切愿望。文章的最后，再次落笔到对梅尧臣品德的颂扬上，梅公的官位并不高，但是却气定神闲，面带欣悦，这都是因为他境界高远所致。美其德，好其文，见贤思齐，苏轼表明自己与梅公有着相同的追求和人生理想。显然，爱道比之爱人，在境界上更见高尚脱俗。
这篇信札情感充沛饱满，洋溢着难以抑制的青春兴奋之情。全文紧紧围绕着“乐”字做文章，层层展开：十年苦读科考获胜之乐，金榜题名名列前茅之乐，鹏程万里前途光明之乐，士遇知己心愿得偿之乐，大贤赏识可以追随之乐，效古圣贤相知相悦之乐，一如潮水一般争相奔涌而出，欣喜之情，如江河滔滔，倾泻笔端，毫不矫饰。
另外，在这篇信札反映出苏轼的文字富张力，从内容到节奏，给人以传情达意流畅自然的快感。比如：“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馀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蓄势充沛，可谓千回百转，而宣泄畅快，可谓一泻千里。
后人评论
杨慎《三苏文范》卷十三：“此书本叙遇知己之乐，末复以乐乎斯道为梅公颂，通篇不脱一乐字贯串，意高词健。”
答秦太虚①书
轼启：五月末，舍弟②来，得手书劳问③甚厚。日欲裁谢④，因循至今。递⑤中复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兹初寒，起居何如？轼寓居粗遣⑥。但舍弟初到筠州，即丧一女子，而轼亦丧一老乳母⑦，悼念未衰，又得乡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见喻，中间得疾不轻，且喜复健。
吾侪⑧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太虚他日一为仕宦所縻⑨，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当及今为之。但择平时所谓简要易行者，日夜为之，寝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此书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须用冬至也。
寄示诗文，皆超然胜绝，亹亹⑩焉来逼人矣。如我辈亦不劳逼也。太虚未免求禄仕，方应举求之，应举不可必。窃为君谋，宜多著书，如所示论兵及盗贼等数篇，但以此得数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实者，不须及时事也。但旋作此书，亦不可废应举。此书若成，聊复相示，当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
公择{11}近过此，相聚数日，说太虚不离口。莘老{12}未尝得书，知未暇通问。程公辟须其子履中哀词，轼本自求作，今岂可食言。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13}，今后仍复衮衮{14}多言矣。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15}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馀，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16}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17}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酽。柑桔椑{18}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膳，喜作会。太虚视此数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欲与太虚言者无穷，但纸尽耳。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
子骏{19}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与相见否？此中有黄冈少府张舜臣者，其兄尧臣，皆云与太虚相熟，儿子每蒙批问。适会葬老乳母，今勾当{20}作坟，未暇拜书。晚岁苦寒，惟万万自重。李端叔{21}一书，托为达之。夜中微被酒，书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轼再拜。
【注】
①秦太虚：即北宋杰出词人秦观，字太虚，后改字少游。高邮（今属江苏）人。②舍弟：指苏辙。③手书劳问：手书，指秦观的来信，系托苏辙带交。劳问，慰问。④裁谢：写信作答。⑤递：指驿车，古代用来传递文书、信件。⑥粗遣：大体上还过得去。⑦老乳母：苏轼的乳母任采莲。⑧侪（chái柴）：辈。⑨縻：束缚。⑩亹（wěi尾）亹：形容说话或文章娓娓道来，具有感人的力量。{11}公择：即李公择，名常，字公择，黄庭坚之舅。{12}莘老：即孙莘志，名孙觉，苏轼友人。时任徐州知州。{13}决坏藩墙：喻冲破不再作文章的自我约束。藩，篱笆。{14}衮（gǔn滚）衮：形容说话连续不断。{15}贾耘老：即贾政，苏轼之友，家贫。{16}王生：指蜀人王文甫，名齐愈。{17}潘生：潘大临，字邢志，从苏轼游，诗人。{18}椑（bēi卑）：柿的一种，今称油柿。{19}子骏：鲜于子骏，四川阆中人，苏轼之友。{20}勾当：料理。{21}李端叔：李之仪，字端叔，扬州人，著名词人，苏轼之友。苏轼托秦观将自己写给李之仪的书信转交给他，故云：“李端叔一书，托为达之。”
苏轼门下有著名的四学士，秦观就是其中之一。秦观，字太虚，又字少游。他是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合称“苏门四学士”。苏轼与秦观的关系尤为密切。《答秦太虚书》是反映苏轼与其弟子秦观的特殊关系的名篇佳作。
本文系作者于元丰三年（1080）贬谪黄州时写给秦观的一封回信。信中以谈家常的方式，真切地记述了自己初贬黄州时的生活境遇与精神状态。其中谈到黄州的人情交往，显示了作者坦荡的胸襟与洒脱开朗的性格。同时，无论是介绍自己养生方术，还是指点秦著书应举，还是评述黄州的日常生活，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与秦观倾心诲教，关怀备至的特殊交情，于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开头一段，就从秦观的来信说起，对自己因循拖延，迟未作复深感惶愧，对秦观情意殷切、“劳问甚厚”表示感谢。接着就讲到自抵黄州后，自己与亲人所遭到的不幸：先是弟弟苏辙刚到筠州贬所，便遭遇丧女之痛；继则相随自己多年、视同家人的老乳母又在黄州去世；接着，堂兄又卒于成都。前两件事，都和“乌台诗案”所引起的政治迫害有着间接的关系。这接二连三的家庭变故，使苏轼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沉重的打击。他感慨说：“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这个开头，充满了沉重的人生悲慨，面对友人的问候，便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因为秦观在来信中曾提及“得疾不轻”之事，故第二段紧接以上的话头，去谈自己“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的情况，既是对秦观的建议的答复，也是反过来向体弱的秦观介绍自己的“养炼”方法与经验心得，表示对他的关切。
其中介绍“养炼”之事，具体而周详，看得出来苏轼对此事的认真态度，说明苏轼虽身遭废弃，却并不颓丧沉沦；虽“念人命脆弱如此”，却更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其中两次提到谪居“无事”、“太虚他日一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强调“养炼”之事须有闲方可实行，其中既含有因谪居无事而得“厚自养炼”的意外良机，表现了苏轼的幽默感，又暗透出对“谪居无事”的不满和对已往仕宦经历的厌倦。
第三段是对秦观寄示诗文的称许和对秦观提出“宜多著书”的建议。用“超然胜绝，亹亹焉来逼人”形容秦观的诗文，是对其诗文超凡脱俗境界和感人艺术力量的高度评价。虽然秦观屡试未第，为谋政治与生活出路，自不得不应举而求禄仕，但“应举不可必”，而著书既符合当时试进士重策论的时尚，又可传之后世，故劝其“多著书”，并特别标举寄来的文章中“论兵及盗贼等数篇”均为“卓然有可用之实者”，即识见超卓，切合实际需要者。
第四段由秦观谈到彼此相熟的几位友人的近况。其中提到为程公辟的儿子履中写哀词一事时，特别表明自己自从因“乌台诗案”获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而且自我约束颇严。这其中有因文字得祸之后忧谗畏讥之情，更有对自己刚直倔强个性难以改变的自我认识。
五、六两段主要是转写自己在黄州如何过穷日子的方法。无论是挂钱屋梁按日支取，还是其他具体办法，都越出方法的范畴，升华为一种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有此态度，才能达到“胸中都无一事”的人生境界和心灵境界。末段是对彼此相熟的几位朋友情况的问候，并托秦观转交信给李之仪。恍见作者悄然灯前，纸短情长，一时情景如画。
不得不提的是，本文的文笔极为自由洒脱、亲切自然，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显现出苏轼特有的幽默风趣。这在后一部分内容中更有淋漓尽致的表现。
后人评论
黄震《黄氏日钞》卷六二曰：“《与秦太虚书》说在黄州挂钱梁上，日用百五十钱之法，武昌山水佳绝，食物多贱、人情相与之乐，善处困者也。”
答张文潜书
轼顿首①文潜县丞张君足下。久别思仰②。到京公私纷然，未暇奉书。忽辱手教，且审起居佳胜，至慰！至慰！惠示文编③，三复感叹。甚矣，君之似子由④也。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愦⑤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见吾善者机也。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⑥。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⑦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近见章子厚⑧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⑨，欲稍变取士法，特未暇耳。议者欲稍复诗赋，立《春秋》学官，甚美。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⑩、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
如闻君作太学博士，愿益勉之。“德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爱莫助之。”此外，千万善爱。偶饮卯酒{11}，醉。来人求书，不能缕{12}。
【注】
①顿首：书简中表致敬的习用语。②思仰：思念仰慕。③文编：指诗文稿。④子由：苏轼之弟苏辙，字子由，北宋散文家。⑤警发愦（kuì溃）愦者：使糊涂人醒悟奋发。警发，警醒。愦愦，糊涂。⑥好（hào耗）使人同己：喜欢要别人写的东西与自己的一样。⑦颜渊：春秋时鲁国人，名回，字子渊。⑧章子厚：章惇（dūn敦），字子厚，北宋建州蒲城（今属福建）人。⑨患文字之陋：忧虑文风衰敝。⑩黄鲁直：黄庭坚，北宋诗人、书法家。{11}卯酒：清晨饮酒。{12}（1uó罗）缕：指语言委曲详尽而条理细密。
张文潜，名耒，北宋诗人。“苏门四学士”之一，曾任太常少卿。元丰八年（1085）哲宗赵煦即位，时方十岁，由高太后执政，召回苏轼担任起居舍人。这封信便是同年到京后所写，信中对当时文坛作了评论，指出当时文风“衰”的原因，并对张耒等人寄予厚望。
第一段赞张之文风似其弟子由。然后着重谈了子由文风，“其文如其为人”，“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有“秀杰之气”，即气势磅礴，天然无饰，意味醇厚，吟咏不尽，有超拔伟杰之气。并举出《黄楼赋》的例子，说明其风格多变，并谦虚总结为“子由之文实胜仆”。这一段中，作者特别强调说“文如其人”，作文要有自己的风格，如此才能避免文风之衰，为第二段埋下伏笔。
第二段主要指出今日文风衰退的原因在于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王安石与苏轼两人政治观点不一，其为文观点也不一样。王安石在推行新政时，主张让别人写出与自己相同的文章。王安石强调“同己”，苏轼主张“文如其人”，强调“不同”；只有“不同”才能多姿多彩，才能出现“古人之大全”，摆脱今日“文字之衰”。为了加强论证，特举出孔圣人均“不能使人同”，以弟子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予以反证。又以土地之美在于“不同于所生”，如果强行“同”则只能在盐碱地上“弥望皆黄茅白苇”。正反论证，更加严谨有力。又以“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想改变取士之法，而未得时日，进一步强调了“不同”的当务之急。
而后，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陈师道、张耒等数人为例，具体说明“古人之大全者”，这些人虽同属“苏门六君子”，但文风各异，成就灿然。黄庭坚诗风奇险，开创江西诗派；秦观词含蓄缠绵，是婉约词派的代表；晁补之诗词散文清丽可人，别具一格；陈师道是江西诗派代表作家之一；而张耒诗文风格则接近苏辙。再一次强调“文如其人”，反对“使人同己”，反对千人一面，认为只有有所“不同”才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
第三段主要是表明写信目的，“愿益勉之”，勉励张耒任太学博士后为振扬文风而努力，也回应了本文文题。
本文结构严谨，论证透彻，如行云流水，滔滔不绝。全文围绕反对“使人同己”，主张“文如其人”的主旨而展开。第一段以叙为主，谈“文如其人”，善形象譬喻，旁征博引。第二段以论为主，反对“使人同己”，书典语典，化用活脱，从正面、反面、侧面，多方面论证“同己”的危害性，进一步说明“不同”的必要性、重要性。第三段归至文题，鼓励张文潜为扭转颓衰文风而努力，层层推进，首尾照应。
后人评论
释惠洪：“以其理通，故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而其波亦自然而成文。盖非语言文字也，皆理故也。”（《石门题跋》卷二）答谢民师①书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②，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扬雄③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馀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
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④两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注】
①谢民师：谢举廉，字民师。②自还海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作者由海南遇赦北归还京。③扬雄：西汉辞赋家。④惠力法雨堂：指清江县惠力寺法雨堂。
《答谢民师书》写于宋元符三年（1100），当时谢民师在广东做官，遇到苏轼北归，他“袖书及旧作遮谒”，得到苏轼的称赞，彼此结交为友。于是苏轼在分别后写了此信，信中称赞谢的文章“如行云流水”，流畅自然，没有丝毫的勉强和赘言，实际上也借此表达了苏轼自己对写作的体会，借此提倡自然而清新的写作要求，即使在今天，这种“自然美”的作文的提法依旧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信的开头从两人的交情说起，“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自谦说自己秉性刚直，贬谪多年，已经不敢忝居士大夫之列了。如今见到自己的故友谢民师，自是十分欣喜。“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两人过去交往并不多，但是承蒙谢多次关切，感激不尽。这些话看起来是“例行公文”，实际在不露声色中暗含深意。自谦更是对自己刚直不阿的自矜，多年不见，流露出的是多年贬谪生涯的不堪回首。这个开头，将此时苏轼的历经磨难重真情的人生感触写得非常贴切，更为下文的展开奠定基础。
接着，苏轼就谢民师的来信及文章谈自己对文学创作的见解。他先称赞谢的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具有高度的自然美。可以看出，他所赞赏的谢的文风正是自己致力推崇的文章风貌。如何才能达到“行云流水”的高度呢？他引了孔子两句著名的论文名言作为自己的论点，并加以创造性的阐释与发挥。“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即说话作文要有文采。又说要“辞达”，要“了然于心”，并使“了然于心”的客观事物“了然于口与手”，即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与文字将其成功地表现出来。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辞达”，才是“笔力曲折无不尽意”“得心应手”的辞达。“了然于心”与“了然于口与手”，实际上包含了创作者对客观事物的深入观察、体验、认识与艺术把握，并将这种艺术把握化为鲜明的艺术形象的创作过程。这样的辞达，自然是创作中难以企及的高境界，因此作者最后总结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短短一段话，极富创造性地对传统的“辞达”说作了发挥，将其提高到艺术创作规律的高度。
接下来一段，就扬雄的创作和有关言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批评反面现象与意见中进一步阐述“辞达”的艺术标准。先一针见血地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评价这只是雕虫篆刻的文章末技；并认为他追摹《易经》《论语》而作的《太玄》《法言》便是雕虫篆刻的典型。并以屈原的《离骚》为例，说明扬雄虽然后来有所改进，但并不能改变其单纯模仿、雕虫篆刻、以艰深文浅陋的实质。最后感慨说：“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一句不经意的感慨，将谢看做自己的知己之意暴露无遗。
最后，针对自己的论述，籍着欧阳修之口，提出来自己的主张——“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即真正的“辞达”之文，深入浅出，方能够传之广远。结尾是对谢为慧力寺求字一事的答复。
这封书信，秉承苏轼一向的精练概括、轻松灵妙的风格，可以说，这本身便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风格的完美体现，更是“辞达”的高级样本。既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又能够给人以美好的享受。
后人评论
陈献章：“此书大抵论文，曰‘行云流水’数语，此长公文字本色。”
喜雨亭记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①，以名其书；汉武得鼎②，以名其年；叔孙胜敌③，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风④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树，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⑤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⑥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抃⑦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⑧。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⑨；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⑩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注】
①周公得禾：周公是西周初期的政治家。成王之弟得到一株两苗合生一穗的谷子，认为是吉祥物，献给成王，成王转送周公，周公因作《嘉禾》，已佚。②汉武得鼎：公元前117年，汾阴发现宝鼎，次年改年号为元鼎。③叔孙胜敌：春秋时鲁大夫叔孙得臣击败狄军，获其首领侨如，因名其子为侨如。④扶风：汉代郡名，此指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东，苏轼时任凤翔府签书判官。⑤雨（yù玉）麦：下麦子雨。因龙卷风把地面的麦子卷入空中，故会出现这种现象。⑥弥月：整整一个月。⑦抃（biàn变）：鼓掌，表示喜乐。⑧荐饥：连年饥荒。荐，屡次，重复。⑨襦：短衣。⑩繄（yī衣）：多用于句首，无实义，相当于“惟”。
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任凤翔府签书判官，第二年修建此亭，恰逢喜降春雨，于是命名为“喜雨亭”以“志喜”。文章从该亭命名的缘由写起，记述建亭经过，表达人们久旱逢雨时的喜悦心情，反映了作者对儒家重农、重民的仁政思想的认同。
全文围绕着“雨”这个中心，层层展开，结构严谨，层次清楚，语言流畅，句法灵活，笔法多变，在记叙中有议论、有抒情，充分体现了苏轼散文如行云流水且变化莫测的风格。
全文共分四段。第一段是总写。“亭以雨名，志喜也。”用雨来给亭命名，是为了表示喜雨的感情。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者有喜则以名物”，古人常常采用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一是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唐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二是汉武帝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三是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将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作者所举之人都是帝王将相，所举之事都是关涉国家安危的大事，作者把喜雨亭命名的事与之等量齐观，正表现了他对春雨的极大喜悦和极度重视。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文意说理透彻、论证严密。
可以说，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15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6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第二段是从屡降春雨写官吏、商贾、农夫的喜悦心情。第三段是借亭上宴饮，从国计民生方面抒写喜雨之情。“其又可忘耶”一句点出以喜雨名亭的缘故。第四段用“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承上启下，以歌作结，歌词包括下雨的功用和归功于谁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九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作者能摆脱古代的迷信和天子主宰一切的束缚，以唯物的观点来解释自然现象，是难能可贵的。
这篇文章善于立意，巧于布局，很有特色。在官府之内修建亭子，作为官吏们“休息之所”，本与老百姓毫无关系；但作者却把它写得与百姓“忧”“喜”相关，表现了作者关心民生疾苦，与百姓同忧患、共欢乐的思想感情。
此外，本文表现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文中从古人说到今人，从人间说到天上，从农夫说到官吏、商贾、忧者、病者以至太守、天子、造物、太空，从衣食问题说到狱讼繁兴、盗贼滋盛，思想何等开阔，联想何等丰富！
后人评论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写，合写，倒写，顺写，虚写，实写，即小见大，以无化有，意思愈出而不穷，笔态轻举而荡漾，可谓极才人之雅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