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工会要了瓶墨水，把黑板重新刷了一遍，又看了看黑板的长宽高，估摸着能写多少字，然后，就坐在办公桌前写稿子。
写这类稿子我心里有数，按照当时报上的惯常手法就行。特点是把先进人物的性格、习惯上的东西，说成是品质、情操上的东西，是上级正确领导和受什么先进人物感召的结果。父母有病或是临终的时候，因为忙着并不重要的工作没有回家；下大雨的夜晚不顾自家的漏房子，跑到单位把不值钱的谷物之类的东西盖上。如果被表扬的人是个领导，一定要说不为家里人办事，为此得罪了父母兄弟，云云。
我知道谁也不会重视黑板上的话，更知道他们谁也不会找我提出异议，就像歌中颂唱清洁工为“美丽的心灵”。
清洁工是因为心灵美，不嫌脏才主动要求扫大街吗？不就是因为找不到体面的工作，没有办法才拿起扫帚扫大街吗！还有把教员呼为“园丁”“灵魂工程师”；把医生呼为“白衣天使”；更可笑的是把官吏唤作“公仆”，这些官吏不是举孝廉上来的道德楷模，也不是科举上来的饱学之士，做官不过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当然还有别的）。谁想当公仆呀！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职业，是谋生手段。刻意弄个好听的词营销人家，是对人性的尊重吗！
厂里的职工见我用彩色粉笔在黑色的墙体上又写又画，以为有什么好消息，过来一看内容，无不哂笑着走了。我知道他们回去后一定说闲话，还会骂我几句。陈科长看到了，假装严厉地对我说：“小黄，你又浪费厂里粉笔。”我没瞅他，说“找书记说去，他让我浪费的”。“你们每天因为作了这些谁也不需要的事，获取薪金。唉！”他“唉”了一声走了。
党委书记过来看了一会，说“好、好”。
我不知道他是出于职业原因说好，还是真的认为好。他长我三十来岁，又混到了这地步，啥事不明白呀！
马聋子在别人的引导下看到了黑板报，工作比以前更严格了。
我心想，人当上典型被别人学习，就要处处按典型人物的需要办事，要自觉地沿着典型人物前进的方向走，再不能有自己的率真的方向了。先进典型光芒的彰显，压过了人性的光芒。
一年后，马聋子经常感到身体不适，厂卫生所给他开了很多药也不管用。厂长告诉酿酒车间主任，“老马不用来上班了，在家好好养病，工资奖金照开。”
厂长表现出了果决又人性的一面，赢得了职工的好评。给马聋子开全勤奖，全厂职工谁也不会有意见。
这先进没白当。
这一年五月二十八日黄昏，在周自横简陋的家中，我见到了他在电话里同我提到的那个姑娘。这个人的穿着打扮朴素又大方，非常合体。这合体不只是指衣着肥瘦长短，还有样式、色彩与容颜、形体的搭配上。她那双乌黑整洁的皮鞋样式也很中看。她同我对话时的表情轻松愉快，讲话的声音也很悦耳。她在同我讲话时，不知为什么突然把头转向媒人笑了一下，她笑的样子真可爱。她身材适中，眉眼、脸型单拿出来看，都很普通，组合在一起非常恰当。没有突出的地方，也没有不足的地方，感觉很惬意。
那时候，我刚从与施雨婷的纠结中走出来，不自觉地把眼前这个人同刚刚从我指尖上滑落的那个人进行比较，我也知道这种比较没有意义。
我想了两天，才给周自横打电话，用不大坚定的语气告诉他“不行”。
周自横很不满地骂了我一句，把电话挂断了。我真的为回绝了这样一个杰出的人隐隐感到不安。
她叫廖云舒，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又陆续见到了三十几个人，感觉都不如见到廖云舒时的感觉好。她同我相亲时那神秘的笑容时常闪现在我的脑海中，每闪现一次就加重一层我对她的思念。
她现在怎么样了？我无数次在想。我每天骑着车上下班时都要经过她读书的电视大学，我真希望能碰到她，像当年希望碰到施雨婷时一样。我一次也没碰到她，就算碰到了，我能说什么呢！我越是想念她，她的影像愈模糊，我甚至不能清晰地记住她的样子了。这情绪长久地困扰着我，我对接下来的相亲感到厌倦了。
我把与廖云舒相见时的场景及现在的思绪如实说给了冷临窗。这家伙静静地听我说完后，想了想，对我说：“这人有妖气，你被妖精迷住了，得赶紧找个情人冲一冲。”唉！我倒是想找个情人，这人在哪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