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的春天到了，啤酒厂还是老样子，每天把大米和大麦打碎，掺在一起，比例是一个大米，三个大麦，通过管道输送到罐子里，加水、加温、发酵，再装瓶出售。发酵时间要四十多天，一市斤粮产五市斤左右十一度的酒，酒度越高越费粮。啤酒总是供不应求，厂里狭小的通道，每日里被来买酒的车挤得满满的。
厂长、管业务的科长，还有工人都很忙。我整天什么事儿也没有，像鲁智深说的“淡出个鸟来”。当然，厂里整天无所事事的人不只有我一个，我的科长也什么事没有，还有新来的书记、副书记，我隔壁组织科、纪检委、团委还有工会的人，都没有什么事。有事也是找点根本不需要做的事做给别人看。
我真弄不明白，一个造酒的企业要这么多非生产部门干什么？
安全科刘科长，经常把主管局或是与安全有关联的上级部门的工作人员找到厂里来检查安全工作。一年前，他在生产科当安全员的时候，我从没听说上级来人检查安全工作。财务科邓科长在走廊里大声说“老刘就怕他这个科长当不长，没事就把上级找来检查工作，就怕厂长认为他没有用，把他撤了”。刘科长太老实了，不敢惹邓科长，听到了，只是一笑。
管消防的老张，比谁都清闲，专职管消防，还有一间远离主办公楼的办公室。一个啤酒厂，也没有起火点，他整天神仙似的，背着手在厂里闲逛（他有权到处逛，那是在寻找火灾隐患），经常停在人多的地方，说几句风凉话，多是对时政不满，骂大领导的泄气话。然后，偷几瓶啤酒回家，没有人在意他晚来早走。
我早就听说过老张的故事。他四十左右岁，早年读高中的时候，****开始了，每次提到****，他都“气交愤于胸臆”。
“小黄，六六年的时候，我在市第一高中学习成绩排前三名啊！上什么大学我爸都和我想好了。**********开始了，不让考大学了，全体下乡当农民，老三届无一幸免，我在农村种了五年地呀！**********把我们毁了。”有一天，老张把我拽进他的办公室，递给我一瓶酒，自己也开了一瓶，他嘴对着酒瓶子，猛地喝了一大口酒后，带着浓烈的感情色彩对我说。
“老弟呀！说句不好听的，就你上那个破大学，我当年请都不能去。”他在为自己惋惜，一会叫我“小黄”，一会叫我“老弟”，我不动声色，一边喝着他的啤酒，一边听他怨妇般地泄愤。
“小黄，你说这国家，把企业分为国营、集体还行，怎么把人也分为国营、集体呢？国营、集体不准混岗，我这个集体职工连科室都进不去，我现在干这活，还算是最好的，这不是跟南非的黑人一样吗（那时候，南非国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不能到白人的工作区工作。我国大企业都是国营，小企业都是集体，职工入厂时入了国营企业就是国营职工，入集体企业就是集体职工，终生不能更改。国营企业的职工可以去集体企业工作，集体企业的职工不准到国营企业工作。最要命的一条是集体企业的职工不能到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不论你如何优秀，这辈子也当不了局长、校长，连到局里当个小职员或到学校当个普通教师也不行）！”
老张经常有文章见报，他的杂文，散文都写得很好，市委宣传部，市报社都曾想要他，就因为他是集体职工，去不了。试想，当一个人在少壮时，就知道自己这一生注定了没有前途，是什么感觉？
我很同情他，建议他给上级写封信，把情况反映一下。
“早就写过了，石沉大海，没有用。”他有些绝望地说。他还年轻，应该等待。这么明显不合情理的事，国家会纠正的。他的水笔字在厂里是一绝，经常帮工会写大字。我们厂是国营带集体，当领导的都是国营职工，当工人的都是集体职工。集体职工不能成为国营职工，只能当工人，这是国家政策规定的。
我到了四十岁也没明白，国营企业同集体企业有什么区别。我问过很多人，是不是在税收上或是管理上有什么区别，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好像除了人员不能混岗别的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