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我大学毕业了（准确地说是大专），分配到市啤酒厂党委办公室，当了个小职员，整天抄抄写写，看书看报，喝茶水(茶叶是用卖旧报刊的钱买的)。
有一天，团委郭书记像是无意间同我提到党委关书记（他是党委副书记，我们这地方不提副字，都喊他关书记）有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儿，长得还行，问我想不想看看，我当时就拒绝了。为了避免郭书记疑心，我告诉他，我有个中学女同学和我挺好，只是还没有定下来。他好像还想同我再说几句，见我没兴趣，也就不说什么了。
我对关书记的印象不太好，他长着普通男人的样子，也说不清长得好还是不好，我猜想他闺女也好不到哪去。
那时候，每个月都要开一次厂内支部书记会。有一次，我电话通知后，就去布置会场。就是将几张桌子规则地摆在一起，找几块台布遮上，再找几个水杯。台布就是那时流行的包小孩的线毯子，我在柜里找了几块线毯子，发现不太干净，有几块的边缘部分有明显的黑乎乎的污物。我们办公室管档案的李大姐告诉我“挑干净一点的就行，开完会还得埋汰”。
会议开始了，我拿着小本子做记录。会议的内容肯定不重要，不管什么内容，我都要带着纸笔，装模作样地记几笔。这时候企业已经是厂长负责制了（这以前是党委负责制，书记是一把手，各车间也是书记说了算，改厂长负责制了，厂长是厂里的一把手，车间主任是车间的一把手。党委书记、车间书记都靠边站了，虽然靠边站了，也得找点事做），支书就管发展党员，评优秀党员，没有具体的行政事务。
这种没有什么具体内容的会议，一把书记是不参加的。关书记主持会议，他讲了会议的内容后，就让几个支书表态，我坐在他身边记录。他的两条腿不停地抖动，过了一会，他低下了头，抓着线毯子边缘部位擦皮鞋。我这才明白，线毯子上的黑乎乎的污物是擦皮鞋的结果，一定还有人这么干。我抬起头，假装没看到，可还是不自觉地又看了几眼，他擦完了一只，又擦第二只，他擦得很从容，很认真。
那一刻，我暗自庆幸没有去看他女儿，如果我没看好，这人一定不会谅解我。
党办汪主任坐在关书记另一侧，他一定也看到关书记用桌布擦鞋了，这家伙没事一样，看着桌上的小本，假装记几笔。我知道他一句话也不会记，我了解他，他根本不会把这会当回事。汪主任大我十几岁，同一把书记有点远亲，仗着一把书记做后台，不太买关书记的账，关书记也没办法，有些指示就直接找我。关书记不是可欺的人，只是力量不足。我是小人物，谁也惹不起，只能努力平衡着关系，暗地里期望他们打起来。他们打起来对我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就算两败俱伤，我也不会从中渔利。我那时太年轻了，企业中层以上干部，不过三十五岁，根本排不上。我当时主要是想看热闹，我不喜欢平静。
我同汪主任坐对桌，他个头比我高一些，直面对着我时，我看不到他头顶，他一低头，我就能看到他头顶那没有头发的发亮的圆心。他没有多少文化，就会写新闻稿子，厂里的我认为不值一提的小事，他稍作归纳就上了本市日报的头版。他哥哥在日报社当编辑，如果没有这个哥哥就难说了。他从不读书，经常读白字。有一次，在全体干部会上，他读新刑法，“儿女有瞻养父母的义务。”说有干部听了都不做声，设备科长坐在我身边，他凑近我，低声问我：“小黄，不是瞻仰遗容吗？怎么瞻仰父母了？”我笑了，小声说“口误，赡养”。
汪主任在厂里有几个有实力的朋友，都是四十左右岁的中层干部，他们结成团伙，对抗领导，打压下属。
因为我们天天在一起工作，关系也就日渐密切，在他与关书记的较量中，我有一点偏向他，希望他能最终胜出，我也知道他离胜出还远着呢。关书记用线毯擦皮鞋的场景总在我的脑子里闪现，每次闪现，都加重了一层我对他的轻蔑之心。
党委一把手罗书记看上去很老了，他自称五十八岁了，再有两年就该退休了。有人说他去年就说自己五十八岁，他究竟五十几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问。那时候，国家虽然规定六十岁退休，可不太严格，装糊涂多干两年也行，只要主管局局长认为需要，就可以多干几年。
罗书记自知烛头不高了，逢人就现出笑容，说几句好话。我们党办的李大姐快五十岁了，还是个科员。有一天，罗书记到党办来，当着我们大家的面赞扬了李大姐，最后说：“老同志是厂里的财富呀！”
我听着就想笑，是财富您还不提拔提拔，糊弄谁呀！
关书记比罗书记小几岁，如果提前接班，能多干几年。我看他有点着急，想接班。汪主任私下告诉我，“他没看上‘书记’，他想当厂长，正活动呢。”
我们厂长姓石，是一年前从轻工局属下另一个大厂的副厂长位置上调来的。这家伙做事手有点软，总想以妥协换和平，同谁都一团和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