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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花可陶语(一)(2 / 2)

秋之呓语 苗衣 更新时间 2022-05-08

没有办法,只能租场地,上设备。做编织袋子的设备很简单,也不贵。一台挤出机将PVC颗粒挤出,拉成丝,编成布状,再有几台缝合机就够了。尽管价格不太贵,可也买不起新的。苗厂长不知从哪里买来了两台旧机器,缺少零件不要紧,到塑料包装厂把闲置的机器零件拆下来。那机器租给我们违反政策有人管,拆给我们零件没有人管。几个留守的人开始还允许我们去拆,后来请喝酒就不管用了,几个家伙明说那些零件很值钱,要低价卖给我们。“这样更好,免得欠他们人情。”乔洞这样说。我在厂里管财务,每次拿钱都要经我手。说是低价,其实比废铁还便宜,连电机也拆回来了。

我厂生产的产品叫“吨袋”,就是一只袋子能装一吨的货,货都是玉米,镁砂什么的,销路还行,就是拖欠货款。乔洞整日跑矿区,送货、结账、要钱。他不能喝酒,每次去见客户都要喝酒,回来就疲惫不堪。

忘了是哪一年,市场突然“疲软”,产品堆在厂院里卖不出去,又不能停产。这时候市里又开了三家做吨袋的小厂,都是塑料包装厂原来搞生产或销售的人干的,一时间竞争激烈,价格一路下滑。干活好一点的工人不断被挖走,我厂工人缝一条袋子挣二元四角钱,人家喊出给二元六角钱,这些工人就都到那家去了。

两个股东都失去了信心,我也不知道这企业能坚持多久。“红旗能打多久?”我这样问乔洞。“能打多久打多久呗,想那么远干嘛?”他这样回答我。他比我看得开,他认为市场没有问题,他担心政府改变政策。这期间又有一些国营企业倒闭了,私人企业越来越多,他知道政策不能改了。“塑料包装厂不能活了。”他这样对我说。

苗厂长以年老多病为理由,要求退出,另一个股东也要求退出。当初合伙时我们出的钱最多,乔洞是董事长。体弱多病的乔洞这个时候表现出了超人的智慧,他看到了这企业的前景,答应他们退股,立即就凑了些钱给他们,不足部分打了欠条以后给。这不足部分的钱是这两年挣的钱,他们的本钱早收回了。从此,这小厂由我们独家经营了。

我又一次充分又过度地开发了我的人脉资源,借钱。这一次借钱,比上一次容易些,有个小厂在这放着呢,是因为一时吃紧,借钱为的是暂渡难关。

借钱的事可真不好开口,伟大的莎士比亚说,“不向人借钱,也不借人钱,借进来会使你忘了勤俭,借出去往往人财两空。”

上学的时候,我是最不爱背书的人,这两句话,我看到的时候就记住了。我知道借我们钱的人也都知道“借出去往往人财两空”的社会现状。

乔洞的身体渐渐不支,经常发烧,咳嗽,我市的医院也弄不明白病因。乔洞的大姐是市立医院的外科大夫,她让乔洞到市医院看看。因为经常听到市立医院误诊的事,乔洞严肃地对姐姐说“姐,你要是真对我好,就别让我上你们医院去,送我到沈阳去看”。到沈阳的大医院一查,当时就让留下住院治疗。

家里的小厂只能由我管理,我这才知道搞企业的艰难。

因为厂里的厨房太小,我在厨房外又接了两间房,原以为在自己的院子里,又不是正规的房子,也没有报批。几天以后,突然来了几个穿绿色制服的年轻人,腋下夹着塑料夹子,说是消防局的,来检查消防工作。几个人前后左右里里外外看了一遍,又让我拿出建厂时的图纸。结果是这新建的两间厨房没有报批手续,有火灾隐患,要法人代表明天到消防局去一趟。

我那时少不更事,以为去了把情况同领导说清楚就没事了。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到了那人家就不让走了,要罚款。我问:“罚多少?”回答“五千”。那是一九九七年的事,我市普通公务员一年也就五千左右块钱,他张嘴就说五千。

“有依据吗?”我问。

“当然有了,没有依据我们凭什么罚款?你这种情况应该罚一万,我们念你是初犯,又不懂法,少罚你五千。”那负责的家伙这样回答,又做出一副给我翻找依据的样子。

我知道他能找到依据,那依据上面一定写着“罚款五千至一万”的字样。我示意他不用找了,我给你五千,并叫他们几个人去喝酒,我请客。那人先是一愣,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罚了钱,饭就不吃了。我告诉他钱照罚,酒也要喝,我省五千块钱呢。

我知道惹不起这帮人,以后还可能遇到他们,就想一举“搞定”。我知道这些小兵胃口不大,平时也就混个吃喝,我一千块钱就能收买他们。

酒喝完了,我们成朋友了。

“大姐,以后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作别时,他们带着酒劲很豪爽地对我说。

想不到,他们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有一天,在食堂做饭的三姨(我妈的三妹妹,退休后没有事,到厂里做饭,挣份工资)将厂院子里要清除的杂物放火点着了,本想一烧了事,免得清理。没想到那火顺着墙下走水的洞烧到了墙外,墙外有一木垛,烈火遇干柴,木垛燃起了大火。我接到报警赶回厂里时,那火已被消防队扑灭了。

我知道惹事了,那垛木头值不了多少钱,问题是惊动了消防队。三姨吓坏了,起劲地同我解释,我故作平静地告诉她,没有事别怕,也没伤到人,你先回家休息几天,我对外就说把你开除了,等这阵子过去,我再找你来。三姨胆小又善良,我小的时候经常私下给我一角钱,那一角钱当时在我是多么真贵呀!我不能把她推出去,不就是赔点钱吗!

我想起有一次在酒桌上,有同学说“世上能有包公那种人吗?为了行大义,把亲侄儿铡了,这行为符合道德要求吗”?黄秋丛端着酒杯一本正经地说,“我要是包公,就放了大侄儿,给他点钱,让他快跑。然后告诉皇上‘犯人跑了,臣失职,您要是能谅解,臣就接着干,不能谅解,臣就回家种地。’”这虫子说得太有趣了,他让我懂得了在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坚定地站在亲情一边,这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第二天上午,来了两个穿制服的人,说是派出所的,先问了情况。我简单地说了一遍,他们要找当事人,我说当时就给开除了,是个农村老太太,我们找不到。

“那你跟我们走一趟。”派出所那人对我说。

我以为没什么,就跟着走了。到了派出所,那负责人对我说:“你找不到当事人,就抓你,一要罚款,二要拘留。”

我一听就傻了,拘留,厂子可怎么办哪!

我平静地对那负责人说:“罚两个钱可以,拘留不行。”那人说:“那你就找找人,我们等你。”说完就把我关在屋里,他出去了。

我找谁呢?谁认识公安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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