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8年后，苏联的命令式管理模式下的企业主要目的是完成苏共中央，苏联政府下达的生产计划。苏联也建立起了如何完成生产计划的管理体系。随着苏联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个计划体系也在不断扩大，逐渐覆盖更大的社会空间。
现阶段，苏联的计划管理内，企业效率很高，分配也相当合理。苏联人民收入快速提升，对政府的满意度很高，生产热情高涨。但是高效本身就需要排除意外，意外往往等同于变化，这个世界则是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
苏联现阶段的经济模式将发挥出强大的威力，以推动苏联的高速发展。在完成此阶段之后，苏联如何应对更复杂的需求而不断提升企业支出，是我们需要观察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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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润石看完报告的最后一段，觉得报告里面中苏两国企业的对比案例的内容还不能满足他此时的需要。李润石便让秘书去询问能否借调商务部的有关资料，秘书听完后试探着问道：“李部长，我们可以向商务部咨询，也能向党校咨询。”
李润石答道：“找智库。”
秘书愣住了。文明党是执政党，同样也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术组织，所以文明党的成员要定期参加学习，党校则是学术研究机构。而智库则是文明党体系之外的学者组成的咨询机构。现阶段，这些智库只能以商业机构的身份进行注册，也就是说，当下的智库是个贩卖知识与预测的机构。
“部长，智库是收费的机构。”秘书提醒道。
宣传部并不至于缺乏最起码的部门资金。李润石知道宣传部不差这点钱，而且很确定秘书在意的并非是资金，而是如何上报这笔资金。李润石心中稍一盘算，便做出了决定，“找到这个领域研究的智库，我们付钱。”
等秘书离开后，李润石心中也颇为忐忑。中央集权的政党面对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如果一个组织并非在党的领导之外，这种组织的存在价值是什么。”
如果是苏联的制度，党之外的组织都有有害的，至少其危害性超过其利益。
在中国的传统制度下，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一个能够向民众提供对社会完整解释的组织，如果不服从于朝廷之外，那就是对朝廷的威胁，有剿灭的必要。如果这种组织不肯归于朝廷管辖，韩非子在《五蠹》里面早就说的非常清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翻译成现代汉语，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
更直白点，当年姜太公封齐国，当时齐国有两位贤者，对于国家治理非常精通。齐国国君姜太公邀请两位入齐国的官府为官，两人拒绝了。齐国国君姜太公立刻派人诛杀了这两人，原因非常简单，在野的人不该有这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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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欧美的选票制度，在野党与执政党轮流当政，在野党是未来的执政党，有理解国家营运的能力也是应有之事。但是在现阶段，在野党不可能变成中国的执政党，那么在野人士拥有理解国家的能力，又不肯加入执政党，对其定义就很难是正面的。
这些理念在李润石脑海里翻腾着，让李润石不由得思考起国家制度层面的问题。但是几千年来，在野与执政之间的关系始终没能完全理清。
历史上唐太宗非常重视科举制，说出“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那是因为科举制度下，上下层之间的流通渠道终于被打通，科举制度下有学问的人都不琢磨去推翻朝廷了，而是去通过考试一心求官，有利于巩固皇权。
但是这话也就是说说而已，李世民，李治、武则天三代，推举科举，打击削弱门阀，武则天时代甚至搞出了来俊臣、周兴这样的酷吏，疯狂打击门阀势力。但是最终到了李隆基一代，上升渠道还是被把握在关陇门阀手中，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到了宋代，明代，科举制度虽然毁灭了门阀，却形成了地区性的利益集团，国家还是被拖垮了。
满清时代搞少数民族特权，压迫广大其他民族，最终把中国的创造力毁灭殆尽，面对外来侵略一败涂地，丧权辱国。想单纯靠教育解决问题，历史上的经验也不容乐观。
李润石点了根烟，默默的思考着。欧美的那套制度更是瞎扯淡，西班牙与葡萄牙曾经搞了“教皇子午线”，把地球一份二位，现在这两个国家早就龟缩欧洲，不成气候。
现在的英法两国靠着凡尔赛体系占据了最大的全球秩序的利益，能够掀翻凡尔赛体系的国家也有中美两国，现阶段只是两国都基于自己的利益，加上没有做好准备，战略时机也不到，所以两国没有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