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侃立身做好官
晋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五月，陶侃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治所在今湖北省江陵市)刺史，荆州一带的百姓们高兴得奔走相告，因为他们早就听说陶侃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有“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的美誉。
陶侃的确不同于一般醉生梦死的官僚。陶侃出生贫苦，凭着才干和军功，由一个小官吏一步步升为地方长官。在陶侃任广州刺史时，曾平定王机等人的叛乱，因此被封为柴桑侯。平叛之后，日常无事，陶侃每天清晨要把书斋里的一百块砖搬到室外去，到了晚上，又把这一百块砖搬回书斋。别人看了很奇怪，问陶侃干么这么搬来搬去，白费力气。陶侃回答说：“我立志收复中原，就要准备艰苦奋斗，如果成天生活很安逸，身体也得不到锻炼，以后怎么能担起这个重任呢？”所以，陶侃用穷乏自身的方法来砥砺意志。
陶侃从广州调到荆州后，办事更加勤奋。陶侃常常说：“大禹是圣人，尚且爱惜每一寸光阴；我们这些普通人，就应该爱惜每一分光阴才对!如果只知道安逸享乐，醉酒嬉戏，活着无益于当世，死了无闻于后代。这不是自己抛弃自己吗？”
陶侃对有些官吏崇尚清谈、不务正业的恶习，深恶痛绝。倘若谁因饮酒赌博，误了公事，陶侃便命人把他们的酒具、赌具全扔到江里去，甚至抽他们一顿鞭子。
陶侃不仅珍惜时间，而且珍惜物品。有一次，陶侃外出，在田间遇到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尚未成熟的稻禾。陶侃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你拿它有什么用啊？”
那个人笑嘻嘻地回答说：“没什么用。我是走路经过时，顺手把它拔下来的。”
陶侃一听这话，立即发火了：“好啊。你自己不种田，还要闹着玩，糟蹋人家辛辛苦苦种的庄稼!”马上命人把他抓起来，狠狠地抽了一顿鞭子。
这件事传开后，大家都注意爱护庄稼。于是收成好了起来，荆州地区逐渐人人都能有吃有穿了。
陶侃还重视废物利用，不浪费任何东西。当时因为造船，剩下了许多锯末和竹头。干活的人认为这些东西没用，准备把它们打扫干净。陶侃说：“扫掉了多可惜啊！赶快把它们收拾好，存起来。以后还能用。”收拾的人觉得奇怪，不知道这些木屑、竹头还能派什么用场。
有一次，陶侃会集亲友，可是雪后初晴，道路泥泞，在上面走，一不小心就会摔一跤。陶侃让人把以前存放起来的锯末拿出来，洒在地上，很快吸干了水份，使路好走起来。
后来，桓温带兵去讨伐西蜀，又要造船，但是钉子不够。陶侃便让人把竹头拿出来，做成竹钉，用到造船上去了。
由于陶侃处处爱惜时间、人力、物力，他所管辖的地区，节约勤俭蔚然成风。这对于陶侃为国家建树功业都有积极的作用。
做官与做人，本有先后之分。若不会做人，又怎么做得好官？即使勉强做官，也必将遗害百姓，辱及切身及父母。所以，做官应先立身做人，只有做得好人，方可做得好官。
二、张廷玉代子谦让
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三月，数百名举子参加殿试之后，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结束了。士子们在焦急地等待着结果。此时，谁不望金榜题名，谁不望名列前茅呢？然而，就在张榜之前。却发生了一件历次考试中罕见的事，它不是人们担心的权贵营私舞弊、弄虚作假，而是一位身居高官的人代子谦让，把其子本来列在一甲的名次降到了二甲。随着考试结果的公布，以及雍正帝为此事所拟谕旨的颁发，大学士张廷玉代子谦让之事很快在世间广为流传。
张廷玉(公元1672年—公元1755年)，宇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之子，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中进士后步入仕途，雍正初晋大学士，后兼任军机大臣。张廷玉虽身居高官，却从不为子女们谋求私利。张廷玉秉承其父张英的教诲，要求子女们以“知足为诫”，其代子谦让一事即为突出的例子。
张廷玉的长子张若霭在经过乡试、会试之后，于雍正十一年三月参加了殿试。诸大臣阅卷后，将密封的试卷进呈雍正帝亲览定夺。雍正帝在阅至第五本时，立即被那端正的字体所吸引，再看策内论“公忠体国”一条，有“善则相劝，过则相规，无诈无虞，必诚必信，则同官一体也，内外亦一体也”数语，更使他精神为之一振。雍正帝认为此论言辞恳切，“颇得古大臣之风”，遂将此考生拔置一甲三名，即探花。后来拆开卷子，方知此人即大学士张廷玉之子张若霭。雍正帝十分欣慰，他说：“大臣子弟能知忠君爱国之心，异日必能为国家抒诚宜力。大学士张英立朝数十年，清忠和厚，始终不渝。张廷玉朝夕在朕左右，勤劳翊赞，时时以尧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张若霭禀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钟，故能若此。”并指出，此事“非独家瑞，亦国之庆也”。为了让张廷玉尽快得到这个喜讯，雍正帝立即派人告知了张廷玉。
自从科举制度兴起之后，金榜题名便成了读书应试者的奋斗目标。按照常理，得到儿子考中一甲的喜讯，作为父亲没有不为之高兴的。然而，张廷玉却不然，张廷玉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还年轻，一举成名并非好事，应该让儿子继续努力奋进。于是，他没有将喜讯通知家人，而是做了另一种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