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使用不应人为地设置诸多条条框框，比如出身、学历、籍贯等。实际上，许多人才可能过不了那些条条框框的关，但确实身具异才。框框一多，人才脱颖而出的路子便被堵塞了。
中国历史上许多明相在选拔人才时，能够不拘资历地位，不计亲疏远近，任官使能，选贤举才。
春秋时期的齐相管仲十分重视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对传统的“世卿世禄”的选官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管仲主张按“德”、“功”、“能”三条基本标准选拔人才，尤其强调要“察能授官，班禄赐予”，“其绩多者其食多，其绩寡者其食寡，无绩者不食”，认为这是“使民之机”，是用人的关键。为了遴选天下的英才贤士，管仲创设了“三选制”：首先要求各乡把那些有才德武功的人士推选给国家；国家有关部门再对乡选人士进行一段时间的试用考核，择其优异者上荐给国君；最后由国君亲自审核使用。这是古代用人问题上的一大突破，这种制度以德、功、能为标准，量能以授官，注重从社会的基层而不是从显贵势族中选用人才，打破了传统的贵族垄断官职的世卿世禄制度，使大批有实践才干、有真才实学的人能脱颖而出，为国效力。如当时齐国的大司马宁戚，原本出身低下，曾是为商旅赶牛车的车夫，但由于他善长“垦草人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等农业方面的管理工作，于是管仲将其破格擢用。其他的诸如大司理宾胥无、大谏官东郭牙、大行隰明、大司马王子城父等都是管仲不拘一格、量才任用的。正是由于推行了这种开明、务实的选用人才方针，才使得管仲在齐国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得以顺利贯彻执行，才使得齐国日益强大起来。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素以不拘一格、知人善任而著称。东汉以来，选拔官吏的权力为豪强世族把持，用人只重门第、“德行”，不重视真才实学。曹操置东汉以来的选举标准于不顾，再三颁布求贤令，宣称要“不拘微贱”，“明扬仄陋，惟才是举”。要求有关官吏“举贤勿拘品行”，“取士勿废偏短”，对那些即使不懂儒术的“文俗之吏”，甚至“不仁”、“不孝”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要大胆起用。在实践中，曹操也坚决贯彻“惟才是举”的用人路线。曹操十分注意从基础或实际斗争中发现和提拔人才，特别是出身微贱而有才干的人，让他们担任要职，参与军政大事。荀彧，仅为小小县令，但他才智过人，有“王佐之才”，投奔曹操后，曹操大喜，说：“吾之子房也。”把荀彧比作汉高祖刘邦得到的谋臣张良，并立刻委任其为司马，参与军机要事。这年荀彧仅29岁。在曹操的统一战争中，荀彧果然不负所望，多次出奇谋，献良策，成为曹操信赖的良佐。还有许多文臣武将，诸如郭嘉、荀攸、杜袭、赵俨、满宠、贾诩、刘放、孙资、于进、乐进等，或出身贱微，或为一般小吏士兵，都被曹操发现并提拔重用，在曹操的统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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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曹操同时期的名相诸葛亮在治蜀的过程中，也十分注重不拘一格、人尽其才地选拔官吏，只要有真才实学，便委以重任。诸葛亮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认为西汉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当权者能任用贤臣，疏远小人；而东汉后期之所以衰亡，是由于当权者排斥贤人，重用佞幸。因而，诸葛亮用人不重门第、地位，不拘资历、亲疏，而是任人惟贤、惟才。诸葛亮说：“柱以直木为竖，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异，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悌，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于君，朋党相谗。”对于上述隐埋在民间或基层的贤能之士，诸葛亮主张要尽量选拔录用。